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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嵩燾法律觀的主要內容和歷史貢獻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21-01-06

        摘    要: 郭嵩燾是中國近代向西方學習的先行者,晚清真正走向世界的開拓者,他善于將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與中國封建政治實際相結合,對中國封建政治制度進行批判,深入探討一系列的法律觀。他的法律觀受其個人因素和湖南地方歷史條件的影響,同時也是其對西方不斷探索和考察的結果。形成“通民氣”的君主立憲制、實現“以法通商”、改革吏治、變革監獄制度的法律觀維護國家的利益,對早期維新思想起到啟蒙的作用。

        關鍵詞: 郭嵩燾; 法律觀; 貢獻;

        Abstract: Guo Songtao was a forerunner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in modern China and a pioneer of going out to the worl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was good at combining the advanced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West with the actual feudal political system of China, criticizing the feudal political system of China and deeply discussing a series of legal views. His view of law is influenced by his personal factors and the loc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Hunan, and it is also the result of his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West. It has formed the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of “popularization of the people's spirit” ,the realization of “trading by law” ,the reform of offici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reform of prison system. The legal views not only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but also enlighten the early reform thoughts.

        Keyword: Guo Songtao; view of law; contribution;

        郭嵩燾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具有法律意識的政治家、思想家,是中國第一個常駐西方的外交家。在郭嵩燾短暫的外交生涯中,將其法律觀與當時封建政治實際相結合,將資本主義法律觀與封建主義政治進行比較,更深層次地認識資本主義法律的優越性和封建主義的落后性。他的法律觀是西方法律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成果之一。研究郭嵩燾的法律觀,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正如習近平在作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說明時指出:“要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就必須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從法治上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制度化方案。”[1]67

        一、郭嵩燾法律觀的來源

        郭嵩燾生活在晚清,那個時代政治腐敗不堪,社會矛盾錯綜復雜,各種思潮蜂擁而出。他的法律觀既是受其個人因素和湖南地方歷史條件的影響,也是其對西方不斷探索和考察的結果,深受多方面的影響。
       

      郭嵩燾法律觀的主要內容和歷史貢獻
       

        (一)個人因素的影響

        郭嵩燾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陰縣,他為人頗有個性,骨子里更多的是為人之真性情,并且其思想異;钴S,在當時頗有些出眾,因此不免有些自負。在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的事業中,郭嵩燾曾起到重要的作用,如勸曾國藩奪情出辦團練、勸左宗棠出山輔佐張亮基。但是他僅限于出謀劃策,對于實際的軍事行動他認為是非分之事。“就這樣,郭嵩燾在曾國藩集團中,始終只是個‘著述之才’,只是個游離分子。功是別人在立,官當然也只好讓別人去當。而他又不愿居人之下,除了曾國藩外對誰都不買賬,于是別人也就越來越不歡迎他”[2]123。郭嵩燾由于屢試不第,在統治集團中個人意志無所發,從而萌生了放棄科舉另辟新路的想法。由此,郭嵩燾“行不從徑”的思想和性格特征就更加發展,這就使得郭嵩燾不斷掙脫傳統思想,試圖去探求一條擺脫封建思想的新出路,那就是向西方學習。

        郭嵩燾家世代以經商為生,因此郭嵩燾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有與傳統士大夫不同的思想特點,他沒有輕商的思想,反而多次強調“用才各有所宜,利者儒生所恥言,而漢武用孔僅、桑弘羊皆賈人,斯為英雄之大略”[2]119。還有一點,郭嵩燾家“與通常自謙為‘耕讀傳家’即以地租為收入來源,以做官為發展方向的地主不同,其封建性可能較少,而具備著向資產階級轉化的條件”[2]120。這也為其法律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且郭嵩燾的父親和母親都是遇事當機立斷、維持大體、沉練精敏、更偏向于“經世致用”思想的人,為郭嵩燾提供的則更多是灑脫自然的生活和思想的開放獨立。而郭嵩燾則在他們的影響下逐漸變得開放而獨立,更注重實踐與理論相結合。

        (二)湖南地方歷史條件的影響

        湖南位于中原文化和江淮文化向嶺南和苗僮地區傳播的過渡地帶,進入近代,西方列強從廣東開始入侵,湖南與廣東相鄰,受到外來文化直接的影響,西方的新思潮和中國封建觀念在這里相聚交融。隨著新思潮的傳入,舊思想固有的弊端也逐漸表現出來,湘學的傳統強調經世致用、堅韌不拔、不尚玄虛。湖南許多能“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不斷提倡用經世致用之學掃除舊思想中固有的弊端,郭嵩燾則從中受到湖湘文化“經世致用”思想的熏陶。郭嵩燾于1836年就讀于長沙岳麓書院,當時擔任校長的是歐陽厚均,通過校長歐陽厚均學習到了“有體有用之學”,不拘泥于“文藝之末”,更進一步地受到“經世致用”思想的熏陶,為其本末論奠定理論基礎。在長沙岳麓書院求學期間,還與曾國藩、劉蓉訂交,后來又陸續結識了左宗棠、江忠源、羅澤南等人,這些人講求“格致正誠,修齊治平”的同時,還特別注重現實政治的研究和實踐所謂的“經世之學”,而郭嵩燾則從中吸收了豐富的營養。

        (三)對西方考察和探索的總結

        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期間,郭嵩燾在浙江學政羅文俊軍中擔任幕僚,他目睹了西方的堅船利炮,也親眼所見海防之失,深感“西洋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變”[3]225。激發了郭嵩燾富國強兵的憂國憂民思想。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受曾國藩之命前往湖南、浙江等處籌集軍餉,途經上海。在上海期間,他參觀了西洋人所創辦的圖書館和外國輪船,接觸到了一些西方人,對于西方的情況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波動。同治初年,他在廣東和上海等地,繼續接觸西方人,了解西學,逐漸形成了“洋務觀”,提倡“通情達理”。他在署理廣東巡撫期間曾致信李鴻章:“生平之志不在申韓,而出言行事終不越是,以今仕宦,欲求多于申韓而亦不可得,故不愿也。”[4]156此時的郭嵩燾法律觀已經開始萌芽。1857年底到咸豐十年(1860)三月,在北京和天津任職。他認為朝廷在處理夷務上,必須深入了解夷情,從而真正做到既能防守又能抵御。“在京期間,郭嵩燾充分利用了京師文化中心的地位,廣泛搜集和閱讀有關夷務的書籍”[5]4。甚至,閱讀完何秋濤有關俄羅斯的記載后,便深刻地記下了俄羅斯的歷史沿革。從此,郭嵩燾開始認真閱讀和研究介紹西方的書籍和材料,主動接近西方來華的人員,深入了解西方的情況。與此同時,他還將西方的書籍與中國古代典籍相對照,深入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提出“控御夷狄”的方法。他強調:“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彼之所長,循而習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2]127他更進一步的認識到西方的強大在于政教不在于其堅船利炮,這就使得其向西方學習法律知識的想法不斷發展,也為其法律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二、郭嵩燾法律觀的主要內容

        郭嵩燾是晚清政府最早一批具有法律意識的人,他對西方的法律文明有著獨特的興趣,并將其與中國封建政治實際相比較,認識到封建制度的落后與資本主義法制的優越性。他突破了當時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觀,強調向西方優越的法律制度虛心學習。這種超前的法律觀在他的思想和實踐中多有體現。

        (一)“通民氣”的君主立憲制

        郭嵩燾出使英國之后,通過對英國憲政的考察,不僅試圖將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與西方的民主憲政思想統一起來,還將之與中國封建政治相比較。他認為:“民主主義與民本主義的共通之處就是愛民,執政者注意通民情,司法行政注意便民、利民。”[4]210不過郭嵩燾此處談到的“民”,并不是指所有的平民百姓,而是富民,即資產階級。郭嵩燾認為封建社會君主獨攬大權,無法與民相通,這樣不能使國家保持穩定和繁榮。首先,他認為:“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又益相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氣常郁結而不得上達。”[6]1而“漢時國有大政,公卿會議,下逮議郎,皆可直攄可見,上贊軍國之至計,人主亦常屈群議而從言之。言者不以為囂,大臣不以為忌,天子亦不以為功。故以為所言之廣,后世無若漢者,惟其以實不以文也。抑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誠也。今之叔皮(班彪之字)不難其人,而能與朝廷之議者,曠世無由一見。人才何由而興,國政何由而善哉”[7]552。郭嵩燾借漢代國政,強調清末人才不興,國政不能做到善始善終的原因在于天子不能將政事公之于眾,不能做到君民交相維系。相反,此時的西方為何如此強大,郭嵩燾認為并不是自古以來就強大,而是通過不斷改革弊政,實行民主政治重視“通民氣”,他在日記中進一步寫道:“推原其(指英國)立國本末,所以持久而國勢益張者,則在巴力門議政院有維持國是之議;設買阿門(市長)治民,有順從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與民交相維系,迭盛迭衰,而立國千余年終以不敝,人才學問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國之本也。”[2]129郭嵩燾認為西方立國長久的根本在于設置議院、市長制順從民愿,君民交相維系,實行議會制度,君民共主國政,認為其是促使西方不斷強大并且長治久安的根本。“而以土耳其一案為最著。有議院紳阿定敦,先知會政府畢根士由,發論凡數千言。每有中肯綮處,則群高聲贊諾。其兵部尚書哈爾諦辯駁其誤,亦數千言,語尤暢朗。次議紳阿葛爾得復申阿定敦之說,亦數千言,徒潔政府因循坐視,不能出一計、定一謀,其言頗強坐以無能”[8]181-182。郭嵩燾通過對西方憲政法制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將中國封建政治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相比較,認識到西方的民主政治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其優越性表現在于西方的議會制度能做到上傳下達,又能順從民愿,也能維持國家政治生活,從而使得君民進行上下溝通,使國勢越來越強盛。郭嵩燾由此得出了“實行‘通民氣’的君主立憲制”的結論,表面上看只是君民關系,實際上他是要效法西方的議院制度,他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要改革弊政,應當在保留皇帝、君主制不變的前提下,排除上下階級的隔閡,更好地通民氣,從而達到君民上下同心以求利益。

        (二)實現“以法通商”

        “中國重士而輕視農工商三者,乃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職業者不逮百分之一,閑民居其九而又過之,民安得不窮?國安得不弱?”[9]320所以導致清朝末期閑居家中的百姓、士兵都以吸食鴉片為常,并不因此為恥。郭嵩燾將中國與西方各國進行對比,發現西洋以商務為本,而反觀中國仍持重農抑商的老調,認為這是導致國家貧窮、弱小的直接原因。郭嵩燾強調既然西方國家富強,中國弱小,中國要想強大就要向西方學習,“不僅效法西方各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且主張讓商人參政”[10]261。同時要適應時局,制定新法,改革那些阻礙工商業發展不合理的封建經濟制度。只有國家支持商人發展商業,以法律條文保護商人既有的利益,商人也會關心國家的發展,支持國家強盛。

        而從“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口通商以來,迄今三十六年。咸豐十年增加十口。光緒二年又增加五口。沿海九千余里,內達長江五千余里,交涉日廣,情事日繁,僅恃通商條約為交接之準,而條約定自洋人,專詳通商事例,于諸口情狀皆所未詳,每遇中外人民交涉事件,輕重緩急,無可依循”[9]382。面對無律可循的局面,郭嵩燾指出:“今口岸繁開,民商屯集。竊度西洋通商之局,一成而不可易。三十年來辦理洋案,艱煩冗劇,棘手萬分。蓋由西洋以通商為制(治)國之經,各國相沿章程,守而弗失,大略相同。中國本無通商成案,一切屈意為之,所定條約,茍且敷衍,應付一時,未嘗為經久之計。”[9]382對此,郭嵩燾奏《請纂成通商則例折》:“各口通商之始,倘能明示此例,援照西洋公法,通商各口民商一聽地方官管束,則此三十年內,枝節不至繁生,國家體制亦賴以保全。……地方官知情故縱作何問擬,使犯者明知而不至故蹈,朝廷按律擬罪而亦不至游移,此所急宜補救將來者也。”[9]382-383郭嵩燾強調訂立通商章程以保護商民的利益,地方官能依據憲律進行交涉,使外來人員也不敢明知有此律還選擇作亂。這樣既能減輕中外交涉中無律可循的矛盾,也能解決中國通商利益糾紛。在中外法律文明沖突上,中國人在此常常理虧,只因外國法官喜歡偏向自己本國人,而中國既不能進行逮捕,也沒有什么法律可依照遵循。郭嵩燾進一步提出:“凡租界滋事,依洋法辦理;州縣地方滋事,依中法辦理。其視洋民猶中國之民,視辦理洋案亦猶辦理中國之案,先期化除畛域之見,以存中國一視同仁之體。”[11]532建議清政府在已成定局的局面下爭回部分司法主權,對西方列國的領事裁判權起到限制作用,可惜苦口婆心終究得不到清政府的采用,成為一紙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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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西方的入侵,中國陷入水深火熱的時代。民間疾苦在長期積累中隨之爆發,清王朝在腐敗的統治與動蕩中茍延殘喘,封建體制的種種弊端在外來文明的攻擊下逐漸顯露出來,在當時表現得最為明顯的就是“吏治”。郭嵩燾認為天下動蕩、政權腐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吏治的腐敗。咸豐六年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天下受敝之由,必官吏先失其職。冤苦之積,戾氣乘之,古今一轍也。”[2]128在咸豐十一年(1861)又寫道:“天下之亂原于吏治;……國家紀綱法度日馳,由有司之無識始。”[7]52郭嵩燾對晚清的吏治進行深刻地批判,他認為導致清王朝如此動蕩、兵力衰退的原因在于:第一,吏治“徇私枉法”對下魚肉百姓,對上不顧朝廷法度紀綱;第二,他認為由于官吏有好惡之心,進而導致百姓失去了公正的審判,官官相護,萬民含冤;第三,官吏放縱幕友門丁,將民事大事化成小事,小事又化成大事,草菅人命,民有冤無所伸。郭嵩燾結合其出使西方的個人經歷和在國內的深入考察,反省自身提出了富有特色的整頓吏治的措施。

        首先,以法治吏,即要求官吏按照國家法度紀綱認認真真地辦實事,不要相互粉飾、欺上瞞下。整頓法度紀綱,提高官吏的個人素質。同時,適應新時局修改朝廷立法,用法度治吏,最終才能實現長治久安。他強調:“責罰嚴明,用人得當,以立天下綱紀,則人才自奮,吏治自修,民生自遂,財賦自裕,兵力自強,外夷亦自懾服,何事紛紛他求?”[11]487

        其次,選賢任能。郭嵩燾在出使英法期間,考察英國的選官制度,他對此極為稱贊:“其擇官治事,亦有階級資格,而所用必皆賢能,一與其臣民共之,朝廷之愛憎無所施。臣民一有不愜,即不得安其位。”[8]393郭嵩燾稱贊英國的選官制度,所用皆賢能,一有臣民不滿意,官員就得被撤出其位,英國以民為主,不以為己私。他強調中國的統治者應當注重選賢任能,所用為賢能者,則吏治自修、法度自明,即使身處亂世也能有效治理。郭嵩燾在此將選官是否賢能與國家的興衰成敗相互聯系,將中國以利祿網絡人才與英法的選賢任能相比較,認識到英法國力強盛、中國進退兩難的原因。通過對比,郭嵩燾認為中國的吏治必須進行改革,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只有選取實用型人才才有實現晚清政府富國強兵的希望。

       。ㄋ模└母锉O獄制度

        監獄是國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社會穩定,鞏固國家政權的有力保障,由古至今絕大多數國家都設有監獄制度。改革監獄制度是郭嵩燾法律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多次參觀英國監獄,對英國監獄中犯人的生活、工作、思過情況在他的日記中都有詳細的記載。光緒三年(1877)二月,他參觀英國監獄記述到:“一木廠,各有工木(十)余制造器具,皆犯人也。蓋凡入監,必考知其工藝,分廠充役。其無藝者,就其心力所能為,課使習之。制布、制毯及諸工作,入獄后學習,十常逾九。”[8]176而又“詢知監牢一切工作皆犯人為之,亦一奇也”[8]177。英國將犯人關押,實行有利于犯人和監獄的管理制度,對犯人實行教養之經驗,以教育感化犯人,讓犯人雖身處監獄卻可以學習一技之長,這是使他為之欽羨的地方。相比之下,古代中國的監獄制度,監禁混亂,陰暗潮濕,監獄成為血腥的代名詞,刑罰種類繁多,極其殘忍,僅就死刑而言,多至數不勝數。光緒三年(1877)七月,郭嵩燾再次參觀英國監獄,日記中記載英國監獄:“囚房前有屋數間,間設兩椅。初至有所辯訴,準招訟師至,相對籌商,外人不能聞也。女囚亦然。旁設柵欄二重,親友來視者立外重,獄吏處中監視輕者撲之。”[8]268英國的監獄依法管理,秩序井然,保護犯人的尊嚴與隱私,這一點讓郭嵩燾為之驚訝。而古代中國的監獄也可以探監,但腐敗現象極為嚴重,探監者需向獄吏行賄,才能進行探監。面對中國刑獄日益繁多,痼弊滋甚,監獄管理者乘勢圖利。郭嵩燾認為晚清政府應該改革監獄制度,向英國監獄制度學習,對犯人以法審理,確保訴訟公正,郭嵩燾在奏請清政府派使者參加萬國監牢大會的奏折中無不透露其對英國監獄制度的欽羨之情。他拋開傳統的價值觀念,睜眼看世界,向西方監獄制度學習教養之經,讓中國的監獄管理制度更科學合理,讓中國效法英國監獄的管理制度,反對殘暴刑罰之恤刑。

        三、郭嵩燾法律觀的歷史貢獻

        面對混亂的中國封建社會,郭嵩燾勇敢地開眼看世界,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政治制度。雖然他的法律觀因時代而帶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保留君主制應該被剔除,而且也沒有形成系統的法律思想專著,我們更多地只能從其日記和奏稿中對其思想進行了解。但是在晚清,他超前的法律觀不斷擴大中外交往,維護國家利益,促進中外融合,同時對于維新運動具有啟迪和對當下加強黨員干部法律意識具有借鑒意義。

        (一)用法律觀維護國家利益

        郭嵩燾出使英、法兩國,考察各國法律,學習國際法,按照國際法處理國內外各項大事,為當時清朝士大夫提供行動指南。1875年11月與英國交涉太古洋行輪船“敦信”號撞沉江西鹽船案,本案原先由上海英國按察司衙門審理,判太古洋行賠銀一萬兩,但是英國商人對此案的判決不服,回到英國后繼續上訴,拖延兩年,英國按察司也沒有給出任何判決,更沒有給江西鹽船進行賠款。周復順周轉找到郭嵩燾,請求其協助辦理,經過郭嵩燾與英國外交部進行交涉,最后對江西鹽船按照原來審斷進行賠償。郭嵩燾將西方全新的法制觀念與中外交涉沖突實踐相結合,形成近代化的法制觀。

        用法律觀交涉太古洋行躉船移泊事件。“此事起因于英國太古洋行躉船停泊在鎮江英租界對面江面上,影響江流,沖坍江岸,鎮江關道要求移泊躉船以便查清坍岸原因”[12]導言8。經過總理衙門與英國公使威妥瑪進行交涉歷時三年終無果,原因在于中國水域船政史上沒有章例章程可依循,英國商人因此而肆意抵抗。在萬般無奈之下,郭崇燾幾經奔波從英國憲法章程中找到相應的船政章程:“修理船塢碼頭,察得某船必須挪移,理船廳知會,三日內移開,如有違延,該船主應行議罰。”[9]383他憑借該條款,詢問英國律師和精通江河之道的營造司,實地考察,深入了解西方法律如何處理此類事件。在與英國外交部交涉過程中,據理力爭,依循國際公例,終于打贏了這場歷時三年之久的官司,為中國在外交上爭得部分利益,捍衛國家主權。

        用法律觀為中國收復喀什噶爾。同治元年,陜甘叛變波及新疆。同治三年(1874),喀什噶爾金相印勾結浩罕汗國權臣阿古柏入侵南疆,建立哲德沙爾汗國,后來阿古柏北上,勢力遍及整個新疆。而英國為了與俄國相抗衡,承認阿古柏的政權,雙方還為此訂立條約,英國給予阿古柏大量的軍事援助,提供武器設備。這時清軍揮軍北上,收復北疆,阿古柏希望英國出面對此進行調節,同時派出使者賽爾德出使英國,而郭嵩燾這時正是駐英公使,聽到阿古柏使者來英,郭嵩燾態度很是堅決,查清情況屬實,拿出國際公法質問英國,按照國際公法,阿古柏是竊取喀什噶爾,中國出兵新疆,阿古柏政權理應在收復之列,并且說明英國讓阿古柏使者入境不符合國際公法。郭嵩燾積極周旋,運用法律觀粉碎了英國侵吞新疆的陰謀,堅持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盡力維護好國家的利益,同時也有力地配合清軍的軍事行動。

       。ǘ⿲υ缙诰S新思想起到啟蒙作用

        郭嵩燾是早期改良派的先驅,他認為西方立國有本有末,其“本”主要是指國家政治制度,而軍事、設備、科學技術皆是其“末”。議會制與民選市長制是西方的立國之本,通民情,君臣上下一心。在他看來,清政府只學習西方的“末”,只會耗盡精力和財物,要求從根本上改革政治,實行“通民情”的君主立憲制。郭嵩燾的這一思想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開辟了思想上的道路,對早期的維新思想起到了啟蒙作用。早期維新派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改良中國政治制度上,“主張上效三代遺風,下仿西方良法,發出了廢除封建特權,改革封建制度,實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憲制的呼聲”[13]43。郭嵩燾在出使英、法期間,對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有著欽羨之情,他在西方議會民主制度上的本末論對早期維新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896年譚嗣同在《報貝元征書》中說:“郭筠仙侍郎歸自泰西,擬西國于唐、虞、三代之省,幾士論所不容。”[14]228如果說郭嵩燾的“本末輪”只是理論上的分析的話,那么譚嗣同的“根本和枝葉論”則是對郭嵩燾法律觀的繼承和發展。他曾說:“足下(指見元征)所謂洋務,第就所見之輪船已耳,電線已耳,火車已耳,槍炮、水雷及織布,下之云爾。凡此皆洋務之枝葉,非其根本。執枝葉而責根本之成效,何為不絕無哉?況枝葉尚無有能講者。”[15]202這是早期維新派代表譚嗣同對郭嵩燾法律觀的繼承和發展。在這中西文化交替碰撞的時代,郭嵩燾的法律觀是一種無法估量的啟蒙力量。

       。ㄈ樾聲r期加強黨員干部法律意識提供歷史借鑒

        郭嵩燾關于以法治吏,政治清明,提高官吏的個人素質為新時期加強黨員干部法律意識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和借鑒。如今很多黨員干部法律意識相對薄弱,在執行任務時容易死板地按照上級的命令辦事,只依據文件辦事,忽視法律法規的作用,對于行政事務的管理,偏向于“人治”的思維,迷戀于以權代法。同時,很多黨員干部落實政策更多依靠以往的經驗,存在聽之任之不作為的情況,進而在與群眾交往中不能很好地為群眾服務,不重視與群眾的交往,不關心群眾的根本利益,死板辦事,導致群眾的積極性不高。郭嵩燾的法律觀告誡我們,一是要提高黨員干部憲法知識水平,提高他們的法律意識